1161年3月11日，中国南宋发行纸币交子，是全球最早的钞票。

1904年3月11日，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型综合刊物《东方杂志》在上海创刊。由于其内容包罗万象被称为“杂志的杂志”。

1912年3月11日，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公布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并劝禁女子缠足。

1988年3月11日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首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。

1995年3月11日，中美正式签署关于知识产权的协议。

古人如何防控瘟疫：隔离始终是手段

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球肆虐，由于目前没有特效药，对病人和疑似病人进行隔离，也就成了防控疫情最重要的举措。用隔离的方法切断传染源，控制疫情蔓延，自古以来就是防控传染病最切实有效的措施。

据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竹简记载，早在秦代，如果发现修筑长城和为宗庙砍柴的劳役患上了麻风病，就要送往“疠迁所”实行强制隔离，以便控制麻风病的传染。因此，秦代的“疠迁所”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传染病隔离场所。不过，“疠迁所”并非治病救人的医院，而是恐怖的杀人场所。病人送进“疠迁所”之后，要么被投入水中淹死，要么被活埋，可见秦代官府对待传染病患者十分野蛮。

汉代传染病患者的待遇要比秦代好得多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记载，西汉元始二年（2年），天下遭受旱灾和蝗灾，民间疫病流行，汉平帝下诏将患者隔离在空置的府第或客店中，并提供医药。《后汉书·皇甫规传》也记载，东汉延熹五年（162年），中郎将皇甫规率军西征姜人，军中疫病流行，死者十之三四，皇甫规下令将感染的官兵统一安置到“庵庐”中进行隔离治疗。显然，用隔离治疗的方式控制疫情，在汉代已初步形成一种共识。

古代瘟疫夺去了无数生命，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，传染病患者存活的几率并不高。据曹植《说疫气》文中描述：东汉建安二十二年（217年）的大瘟疫，“家家有僵尸之痛，室室有号泣之哀”，甚至整个家族死亡殆尽。才华横溢的“建安七子”中，就有五人染病去世。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，年少时家族人口有二百余人，但不到十年，家族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。正是由于不忍目睹疾疫横行，张仲景才立志学医救民，后来成为了“医圣”。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对传染病患者实行隔离成为了常态。《晋书·王彪之传》记载，东晋永和（345-356年）末年，疾疫流行，当时有这样一条规定：朝廷官员家中有三人以上感染流行疾病，即使官员本人未病，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。因为他可能是病毒携带者或处于潜伏期。这一措施相当于如今传染病防控中的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居家隔离。

隋唐时期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医疗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。当时，除了官方的医疗机构之外，佛教寺庙也开设众多病坊，收养贫病的平民。其中专门用来隔离和治疗麻风等传染病患者的病坊，被称为“疠人坊”。《续高僧传》卷20《僧人智严》记载，唐太宗贞观十七年（643年），僧人智严住进了石头城（今江苏南京市西清凉山）的“疠人坊”，每日除了向麻风病人传教说法外，还替他们治病，甚至为他们吸吮脓包，无所不为。智严和尚在疠人坊中生活了十多年，直至唐高宗永徽五年（654年）去世。

两宋时期，病坊改称“安济坊”，由官府管理并提供经费，逐渐形成了常态化的疾疫防控机制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，北宋崇宁（1102-1106年）初年，蔡京主持朝政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赈恤体系，在全国各州县普遍设置了“居养院”、“安济坊”和“漏泽园”。其中“安济坊”配备有专门的医护人员，病人在“安济坊”可获得免费的救治和伙食。对于传染病患者，单独安排居室，实行隔离治疗。蔡京是史上著名的奸臣，被列为“北宋六贼”之首，可他推行的社会救助制度，却让广大穷人得到了实惠。

元明清三代，各种疾疫频发，仅鼠疫和霍乱这两种传染病，就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，可当时的防控手段却泛善可陈。除了对传染病患者实行强制隔离措施外，达官贵人往往只顾自己逃命，远远逃离了疫区。如满清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，京城天花病毒大爆发，顺治皇帝为避免感染，竟一溜烟跑到几百里外的遵化躲避了数月。

祝好朋友长征步向三春迈，伟业图从四化描！